一
1981 年年底，邓小平看到了办公桌上的一份请示报告。
报告来自时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邹家华，报告的内容是：
申请研发中国的下一代新型歼击机，预计初步投入是 5 亿元人民币。
邹家华的这份报告，递交得小心翼翼：当时改革开放刚刚拉开大幕，邓小平一再强调 「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」，要以经济建设大局为重。
从研发经费来讲，国外研发一代新机型，至少要投入 100 亿美元以上，所以 5 亿人民币的经费看上去似乎并不多。
但是，那一年中国的全年财政收入，还不到 1000 亿人民币。
但邹家华又认为，这份报告，已经到了非打不可的地步了。
因为中国空军的战斗机，已经落后太多了。
中国的自研战机之路，是从歼-5 开始的——这也是中国制造的第一种喷气式飞机，模仿对象是苏联的米格-17。
歼-5 由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研制的高亚音速飞机，1959 年 5 月停产，共生产 767 架。
1960 年投入生产的歼-6，之后成为了中国空军装备最多的飞机。
歼-6 是中国根据前苏联米格-19 仿制和发展的制空战斗机，1958 年初开始研制，1960 年投入批生产，1964 年首批歼-6 战斗机交付中国空军使用，到 1983 年停产，共生产了 5205 架。
1966 年投入生产的歼-7 因为遭遇了十年文革，生产数量很少，而 1969 年首飞成功的歼-8 光定型就花了 10 年时间，等到要投产的时候，以美国 F16、法国 「幻影」2000、苏联苏 27 为代表的主战战斗机已发展到了第四代。
（注：战斗机代际划分原来有西方四代分类和俄罗斯五代分类两种，现在国际标准逐渐统一为五代分类，本文取最新标准）
1981 年 6 月 7 日，以色列空军发动了一次空中突袭，出动 14 架飞机，其中 8 架 F-16 执行轰炸任务，6 架 F-15A 担任护航任务。这 14 架四代机用超低空波浪式飞行骗过沿途雷达，从西奈半岛长途奔袭伊拉克首都巴格达，往返 2000 公里，在 2 分钟内投下 16 枚炸弹，完成目标后安然返航。
人们认知中的 「二战式」 的空战，完全被颠覆。
而此时中国人民空军除了少量三代机歼-7 和歼-8 之外，列装最多的，还是数以千计的歼-6——那是强国们早就已经淘汰的二代机。
战斗机领先一代，足以对上一代打出碾压式的优势，更何况要领先两代？
空军上将刘亚洲曾用一句话点评上世纪 80 年代初的中国空军：
「中国停下来，世界却在飞。」
所以，在 1981 年的年底，邓小平最终在邹家华的那份请示报告上批了这样的字：
「新歼 （馒头注：新型歼击机）项目较为重要，前期投资 5 亿左右，目前花钱也不多，拟同意。」
砸锅卖铁，也要自己造。
二
1982 年的 2 月 11 日，宋文骢接到了一个从成都打来的电话。
电话里说，要他立即前往北京参加一个重要会议，会议由国务院国防工办和航空工业部联合召开，会上要召开新歼项目的方案论证会，需要他去提提建议。
宋文骢当时是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 （611 所）的副所长和总设计师，先后参与过 「东风」113 号机、歼-7、歼-8、歼-9 和歼-7C 的设计研发工作，他提出的双发方案曾是歼-8 研制成功的重要保障。
歼-8 战斗机。歼-8 原型机于 1969 年 7 月 5 日首飞成功，1979 年完成设计定型，1980 年开始服役。2001 年 4 月 1 日，在南海被美机撞击坠海的中国飞行员王伟，驾驶的就是歼-8 II 型战斗机。
宋文骢当时正在贵州为歼-7III 型试制做技术交接工作，听到电话后，表示会立即出发。他同时也了解了一下这次会议的背景：
国家已经决定，要研发新的一代歼击机，这一代飞机不仅性能上要超过现在的歼-8，也要超过苏联当时的米格-23，要争取接近美国 F-16 战斗机的水平。
当时有两个方案。
一个方案是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 （601 所）提出的：在歼-13（1971 年提出设计方案，但研发一直不顺利）的基础上，进一步改进性能，争取能制造出能达到 F16 早期机型的一代飞机。
另一个方案是南昌的中航工业特种飞行器研究所 （605 所）提出的：在强-6（强击机）的基础上，模仿苏联的米格 23 进行改款。
由于强-6 的构造和使用感受一直都有争议，且又是仿制当时已经不算先进的米格 23，所以南昌 605 所的方案在会议前就不被看好。
而沈阳 601 所被视为中国飞机制造界 「共和国的长子」，规模大，科研力量强，主导了之前 「歼」 系列的所有飞机的研发，经验丰富，所以他们提出的这个方案，基本上已经是被认定了。
召开会议，其实就是请各路专家再论证和补充一下这个方案。
所以宋文骢接到的任务，就是带几个同事，去 「参谋」 和 「完善」 一下。
不过，宋文骢在准备行李的时候，想了想，还是把歼-9 的资料全都带上了。
说起来，歼-9 是成都 611 所难忘的一个伤痛——这是他们曾牵头研发的一个新一代歼击机机型。
从设计方案上看，歼-9 的纸面数据已经具备了和当时 F14 等早期四代机全面抗衡的能力，但由于当时中国的工业底子太薄，以及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，歼-9 的研制始终无法取得关键性进展，最终因为技术条件要求过高，在 1980 年被取消了计划。
歼-9 曾经的四种设计方案
但是，歼-9 的研发过程也提供了很多经验和启发。
所以，宋文骢带所有歼-9 的数据，是希望届时能给大家提供一些补充思路。
他当时完全没想到，自己这个标准的配角，后来成了主角。
三
1982 年 2 月 15 日晚，王若松忽然敲开了宋文骢宾馆房间的门。
这是正式会议的前一天，大家刚刚开了预备会，第二天准备开正式会议。
王若松是航空部军机局副局长，他到宋文骢房间的目的是：「你们有什么方案要汇报吗？」
宋文骢吓了一跳：「没说过要我们带方案来啊！」
而王若松的意见很明确：这次来了 100 多位各方面的专家，你们也要谈谈你们的想法，哪怕临时给你们加点时间，也要发表意见。
宋文骢想了想，最终要了 15 分钟发言时间。
随后，宋文骢和一起来的三个同事搞了一个通宵：他们从带来的资料里摘录了一些重要数据，徒手画了一些视图和性能表，重点准备介绍下宋文骢最推崇的 「鸭式布局」。
所谓 「鸭式布局」，简单来说，就是把战斗机的水平尾翼移到了机翼之前，位于飞机前部，从飞机正面看像鸭子，故而得名。
这么做的好处是可以更好利用涡流，增加操控性，但这个布局在当时是非常前卫和大胆的，且会大大增加操作的复杂程度。
会议进行到第三天的时候，主持人宣布了一项临时加出来的议程：
请成都 611 所副所长、总工宋文骢发言。
事实上，经过前三天的会，宋文骢听下来已经有些担心了：虽然南昌 605 所的方案缺点比较多，但沈阳 601 所的那个方案尽管论证得很详细，也耗费了大量的心血，却还是给他一种感觉：
等这架飞机最终造出来，肯定已经落后其他国家的飞机了。
他认为，既然大家在 80 年代初要讨论 20 年后可以适用的主力战斗机机型，那么思路一定要再放开，胆子一定要更大。
于是，宋文骢走上台后，并没有讲解飞机，而是一上来就给大家描绘了他想象中的未来空战：
进一步的超视距 （空战双方在彼此视线之外），中距拦截，电子对抗，子母弹……
宋文骢提出这样一个问题：「如果我们新一代战机达不到这些指标，那么研发它，还有什么意义？」
随后，他又谈了自己对目前飞机空中格斗能力的现状认识，拦射火控系统的发展，以及他一直想实践的 「鸭式布局」。
短短 15 分钟的发言完毕后，会场寂静无声。
过了一会，开始有一些窃窃私语，之后，忽然有一个人鼓起了掌，最终，满场响起了热烈掌声。
大家鼓掌，不仅仅是因为有人给他们详细勾勒了未来空战的格局，而是告诉他们：我们国家也可以跟得上时代的步伐！
那次会议开了 10 天，最终的结论是：暂不公布结论。
按照原先的计划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是要按照沈阳 601 所的方案推进的。
但最终的结论是：两个所再做一轮方案，三个月后再论证！
宋文骢代表的 611 所的那个方案，取代了南昌 605 所的方案，进入了考察视线。
四
1982 年 6 月 21 日，葛文墉完成了 「幻影 2000」 的第四次试飞。
葛文墉是新中国第一代试飞员，时任空军第八研究所所长。他从 6 月 16 日到 21 日期间，在法国完成了 「幻影 2000」 的四次试飞。
从飞机上下来，葛文墉感慨地说了一句话：「如果将来和他们的飞机对抗，除非是人家犯了错误，否则我们绝对不可能把他们打下来。」
他在回国后给飞机设计师们讲课时，进一步说了自己的感受：
「我们现在飞远航，飞行员必须把地图放在膝盖上，按速度表的读数和时钟记的时间估算里程，按罗盘在地图上定出当时的位置。
但 『幻影 2000』 已经计算机化了。它有平显，飞行员只要将指示标识对准地面目标，就飞到了，用不着飞行员去心算，这样又快又准。」
法国的 「幻影 2000」 是四代机，当时中国主要配备的还是二代机歼-6。
那么葛文墉为什么要去试飞 「幻影 2000」，法国人为什么又愿意让他试飞？
因为当时中国的空军除了用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战机外，还有一个选择：买外国人的新飞机。
这样的好处大家都知道，除了列装快之外，人家的飞机还比我们自己的要先进得多。
但缺点也很明显：空军曾内部组织研讨了一个月，发现所有的采购费用加一起，只够买 24 架 「幻影 2000」，加上其他各种配套，前后得花上几百亿元。
最关键的是：技术还是人家的！
那怎么办？只有一个办法：自己的战机要争气。
就在葛文墉去法国试飞的两个月前，在北京的空军招待所，又开了一场关于新歼的方案讨论会。
这一次，宋文骢带着成都 611 所 20 多名骨干参会，详细介绍和论证了他们基于 「鸭式布局」 制造中国新一代战斗机的想法和方案，并且回答了各路专家的疑问和顾虑。
在会议结束后，航空部的一位副部长找到宋文骢，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担忧：「你可能已经听说了，空军提出要买 『幻影 2000』 飞机，如果我们研制的把握不大，就让他们去买吧。」
宋文骢的回答是：「空军买不买飞机，那是他们的事，方案既然已经做到这个程度了，我们肯定是要坚持做下去的。」
副部长就问宋文骢，他们还要做多久工作可以基本确定？宋文骢表示，还要做三轮风洞实验，一般要三年，但可以缩短到一年半。
副部长说：「一年半啊，那黄花菜都凉了啊……」
宋文骢当即承诺：「一年，就给我一年！」
果然，一年之内，宋文骢和团队完成了三期风洞实验，拿到了极为珍贵的实验数据，而 「鸭式布局」 也形成了完整的论证报告。
而他们要做的，远远不止这些。
一个大国的新一代战斗机，从方案到列装，要经得起全方位的检验。
在之后的几年里，宋文骢和团队一起进行了无数次的实验和论证，修改了无数遍的方案，一步步勾勒出了中国新一代战机的大体轮廓。
1986 年 7 月 14 日，国防科工委正式批准新一代的战斗机立项制造。
新一代的战机，被命名为 「歼-10」。
而这个项目的总设计师，就是宋文骢——因为用的就是他当年提出的那套方案。
这一年，宋文骢已经 56 岁了。
但他义无反顾。
五
1992 年 2 月 27 日，宋文骢通过新闻得知了海湾战争停火的消息。
这场由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伊拉克的高科技打击，震惊了全世界：现代战争，已经可以这样打了？
而中国领导人和军方同样被震撼了：
未来的战争，别说小米加步枪，就算大炮加装甲也没用了——如果没有飞机和导弹这些空中优势，一场战争根本就不用打了。
在短短 42 天的海湾战争 「沙漠风暴」 行动中，美国领衔的多国部队，通过压倒性的空中优势打击，造成伊拉克军队 10 万人伤亡 （其中 2 万人死亡），8.6 万人被俘，损失飞机 324 架，坦克 3847 辆，装甲车 1450 辆，火炮 2917 门，舰艇 143 艘。
而美军只阵亡 148 人，多国部队阵亡 192 人。
好在令人宽慰的是，也就是在这一年，歼-10 已经完成了全金属样机的制造。
从 1986 年立项，到 1992 年完成第一架金属样机，过去了整整六年。
这六年，宋文骢和他的团队，披星戴月，攻克了无数技术难关。
要知道，一架战斗机，由 10 多个大系统近 100 个子系统组成，光涉及的部委就 10 多个。而且按照国际惯例，一架飞机上研制的新产品绝对不能超过 30%。超过 30%，飞机研制成功的可能性将大打折扣。
歼-10 的研发过程中采用了非常多的新设计、新技术、新工艺，新品率超过 60%——有人就下过断言：失败的可能性极大。
宋文骢和他的团队，确实遭遇过很多意想不到的挑战——比如一个小小的起落架。
歼-10 的起落架要求是 「外八字」，倾斜角接近 18 度，当时国内没有办法制造，于是想到了外包。
但当时外国专家开出的价格是：265 万美元。
这还只是评估费，另外还有 1100 万美元的设计费。
看到宋文骢犹豫，外国专家表示：「你们的技术不行，你们的方案不行，你们的人员不行。这样的起落架你们是搞不出来的！你们肯定干不了的，等你们干不了的时候，随时可以再来找我们。但那时的价钱我们只能再协商了。」
歼-10 的起落架实验
这话把宋文骢听得火气上来了。
他想起当初苏联专家撤走时，他所在的试飞车间里，无论组装好的还是没组装好的飞机，全都成了钢铁垃圾。
他告诉同事：「啃别人的冷馒头，只能是乞丐。不要等，不要靠，也不要指望外国人会帮我们，我们要让歼-10 的起落架流我们自己的血液！」
之后，经过 200 多次实验，我们自主研发的起落架终于通过了验收。
给国家省了钱，但宋文骢和他的团队，却一直很清贫。
90 年代是商品经济开始在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，那句 「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」 从某种意义上倒也不算说错——宋文骢当时的月工资，也就是 1000 元左右。
而且出于需要，宋文骢必须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保密。在他 「人间蒸发」 的那些年里，他的弟弟到他家有事，看到他的书架上放了几本关于牙科的书，从此就一直相信——「我的哥哥去做牙医了」。
但这一切，在宋文骢和他的团队看来，都是值得的。
他们为之奋斗的那一刻，终于就要到来了。
六
1998 年 3 月 23 日下午 4 点，雷强终于等到了指令。
这一天，是歼-10 首次试飞的日子。但天公不作美，从早上 9 点等到下午 4 点，天气才勉强达到了试飞标准。
而雷强，就是歼-10 的首位试飞员。
要想试飞歼-10，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由于宋文骢要求试飞员要全程参与飞机的设计与制造，所以空军早早就在全军范围内开始了选拔：先是抽调了 24 人，然后层层淘汰，最终圈定了 5 人试飞小组，而雷强凭借出色的技术和年轻，成为了首席试飞员。
那一天，是试飞大队的政委陪雷强走到了飞机边。政委发现，这个身经百战的小伙子脸色通红，像喝醉酒一样——当然，试飞前他是不可能喝酒的。
政委给雷强测了个脉搏：每分钟 152 跳！
经历过空中数十次险情都化险为夷的雷强，此时此刻确实是非常紧张——这是自己祖国最新一代战机的首次试飞，承载着多少人的期待！
雷强进入驾驶座舱，放下座舱盖，向飞机旁的人挥了挥手，他发现试飞局的局长在流泪。
雷强后来回忆说，这是他印象中，第一次有人在他试飞前流泪，还是他的领导。
其实他那时候已经忘了自己的危险：
试飞员本来就是一个高危职业，而他要试驾的是一架新品率超过 60% 的四代测试机，和他以前试飞过的飞机完全不同。之前就有外国专家下过断言：「就算中国造得出四代机，也培养不出四代机的飞行员。」
而国外的四代机飞行实验，都出现过摔机。
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
但雷强当时完全没有考虑 「不复还」 的问题，他登机前说的话是：「今天只要飞机不爆炸，就是缺胳膊断腿，我雷强也一定要把飞机给弄回来!」
在众人的注视之下，雷强关闭了座舱盖，点火、滑出、加速、拉杆——飞机在巨大的轰鸣声中腾空而起。
全场的人顿时欢呼雀跃，不少人已经泪洒当场。
在按计划完成绕场三圈的飞行并完成各项测试动作后，雷强发现油表还有剩余，就向地面请示多飞了一圈，随后才驾驶飞机，稳稳地落在了跑道上。
在蜂拥赶来的人中，雷强看到了一个略显蹒跚的身影——他是已经 68 岁的宋文骢。
雷强紧紧地抱住了总设计师宋文骢：「宋总，这才叫真正的飞机啊！」
两个人都泪流满面。
七
2003 年 3 月，宋文骢在一个仪式上发表了一段讲话。
那是一个交付仪式——首批生产出的歼-10，交付中国空军率先试用。
在交付的仪式上，宋文骢说了一句让在座所有人都动容的话：「歼-10 到今年，已经 18 岁了，终于可以参军了。」
之后的时间表，似乎都顺理成章了：
2003 年 12 月，歼-10 双座型号原型机研制成功；
2004 年，中国空军开始大规模列装歼-10 战机；
2005 年，公开报道中首次出现了带有空中加油探头的歼-10 战机。
2008 年 11 月 5 日，歼-10 战机在中国珠海航展上首次亮相，并且宣布：战机衍生出单座及双座型号，航电系统基本都由国内研发生产；
2022 年 3 月 11 日，巴基斯坦空军在卡姆拉举行首批 6 架歼-10CE 接装仪式——这是歼-10 这一代航空主战装备首次成体系、成建制出口。
而在之前六年，被称为 「歼十之父」 的宋文骢已经去世，享年 86 岁。
从 1998 年那年开始，他就把自己的生日，改成了 3 月 23 日。
馒头说
1998 年的那个夏天，我和几个同学去黄山毕业旅行，途经安徽的芜湖。
一个同学爸爸的战友，是那里空军基地的领导。我们就住在了基地里的空军招待所，然后他给我们安排了一个特别节目：参观 SU-27。
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 SU-27，而且我们还被允许爬上机舱盖，每人拍了一张照。
我记得当时有一位干事和我们说：「你们知道吗？那时候，一架 SU-27，三班岗，每班 8 小时，全天 24 小时站岗。一个停机棚，就 20 万美元。」
我们几个中学生，听了直咋舌头。
后来从芜湖出来，我们几个人小声嘀咕，我对我那同学说：「你老爸那位战友，该不是泄露国家机密了吧？这种东西，是能给我们看的吗？还拍照？」
我那同学说他也不懂。反正我们几个小心翼翼，等照片洗出来了，也不敢给别人看，藏在家里，感觉是在为国家保守秘密一样。
后来有两个同学的照片找不到了，他们还猜测：「该不是国家有关部门派人来偷偷收走了吧？」
后来长大了，查了慢慢公开的资料才知道，我们是自作多情了：
我们国家 1990 年就签订了协议，1992 年就引进了 24 架 SU-7，1995 年基本完成了知识产权买断，启动了国产化。
我们去芜湖的那一年年底，基于 SU-27 的国产歼-11 已经总装完成了，1999 年就列装了。
所以我们才有参观 「原始股」 的机会。
后来每次从新闻、报纸或网上看到我们国家的战斗机画面和照片，我总会想起那一年的夏天，那架 SU-27。
我相信，后来我们国产的那些战斗机，应该都比 SU-27 要先进很多了。
其实我不能算是一个军迷，对各国各种战斗机的技术和迭代也不是很清楚。但我相信的是我们国家队科研力量，以及一代又一代人的钻研和奋斗。
那天在基地，我同学爸爸的那位战友伯伯请我们在食堂吃饭。
席间谈笑风生，然后有一位同学就说起了白天看到的那架 SU-27，说 「太酷啦！」
那位伯伯听到这句话，就放下筷子，非常严肃地对我们说：「SU-27 酷吧？但你们要相信，以后我们自己的战斗机，肯定比这个还要酷！」
那时候，我们自然不会知道，早在几个月前，我们的歼-10 已经首飞成功了。
但我一直记着这句话。
我从来没有怀疑过，因为我们肯定能做到。